马航事件带来的启示：坐飞机航空意外险必不可少

在此基础上，在监察监督与法律监督之间构建有效的联动机制，就可促进监督合力的发挥。

此外，《决议》还强调，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和政策体系，建立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值得关注的还有基本法出现了4次。

《决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征作了全面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全党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决议》指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其次，对依规治党的要求进一步予以重申，强调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严起来。二、《决议》描绘了党依法执政的历史脉络和特征 《决议》作为党关于历史问题的第三个决议，在时间段上着重阐述的是前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之后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成就和重要经验。

总之，《决议》站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全局和战略高度，深刻地阐述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指导地位和重要意义，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科学有序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深入发展，为奠定政策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必须深入学习，认真贯彻落实。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原则，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等等。因而，应用的结果打上应用法律1.0的人的印记，形成的法律2.0也具有主体间性。

这一过程体现出事实与规范相互关照，法律者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审视。依据目的论扩张的方法，上述为索赔而购买假冒伪劣商品的人是消费者，其购买行为是消费。据此，他的社会事实主要指生理学的社会事实：信仰和惯例，如法律、道德、教义、金融制度、社会思潮。在个案中的法律续造中，以文本表现出的普遍性存活于适用者在个案上的理解中，正如伽达默尔在揭示诠释学的真谛时所言：惟有对总体的具体化才赋予所谓的应当以其确定的内容。

社会事实在此指现存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12]它们本身不仅存在着多样性，而且是变动不居的，与相对静态的基于过去的预设的规范时常不能共鸣和同步，要么规范远超事实，要么事实把规范甩在身后。这令实践法哲学应当是对实践哲学的某种续造，只有如此方能体现实践哲学的精髓。

在学科上，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相对，理论哲学处理人的认知的可能性、条件和局限性，认知的范围是自然界和社会，理论哲学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本体论、形而上学、语言哲学、认识论、科学哲学、心灵哲学和宗教哲学。（二）思想渊源 实践法哲学以实践哲学和实践理论为思想来源。批判法学——意识形态。以法学眼光看，法学中多用行为一词，如法律行为、行为能力、犯罪行为、行政行为。

简言之，行为、对正当性标准的反思和续造的方法构成了法律实践的三要素。（一）社会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不对称性 然而，在借鉴和移植中，必须处理社会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不对称性，它是宏观的不对称性。（一）个案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不对称性 以现存法律及纠纷为例看个案事实与预设的规范的关系，以不对称性程度为标准从高到低可排列为： 1.事实与规范关系相对适应。四是实证意识的实践论，它指向的是法律研究方法，意图用实证研究替代或补充规范研究，以期获得一个真实的法律世界。

这种似乎远离尘嚣的学科命题——何谓法律，无论意识到与否，法律人天天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在宏观或者微观上作出具体的回答，这个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只不过是我们日常法律问题的理论表现。一天，他来到咖啡馆，又被一群人嘲笑，他崩溃了。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内容具体确定等确定性规定。其次，续造的对象是现代性法律。

持反向立场的事实法律观则认为预设的规范什么都未做，一切必须重新开讲，存在于自然法、制定法之外的经济、文化、利益、意识形态、权力、法官情绪等实存性因素，直接影响到判决和行为，什么是法律，在于法律人的非认知性决断，因而，事实法律观属法律决断主义。其二，反思的具体方法和交叉学科视野。五是现实意识的实践论，这种实践论的影响是更大的，它将我们现成的做法等于实践。参见Reinhard Merkel, Neurowissenschaften und Recht, in: Winfried Hassemer/Ulfrid Neumann/Frank Saliger (Hrsg.)，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 9. Aufl.，2016， S.403-410 ff。而作为法律2.0生成机理的说明的实践法哲学，其精义和特点就在于实践。更需处理的是，这些形色各异的法律义务人在个案中的行为受环境影响而表现出个别性，这使得个人的个别行为与普适的规范的标准差异更加明显。

从前文对如何在实践中续造法律的分析可见，作为法学的分支，实践法哲学当列入实践理论的家族，而这里仍以实践法哲学标称，是因为在法学中对法律这种行为规范的根本性思考通常用法哲学来称谓，以有别于对法律的其他思考，简而言之，教义学立场的法学注重既存或既往的规范本身，多数社会—法律研究解决的是法律生存环境和运行中的是或真的问题，少数社会—法律研究宏观地回答法的正当性。这些观点参见乔克裕：《实践法学导言——中国理论法学的思考》，载《法商研究（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造成这些不对称的主要原因在于应激型现代化中社会巨大的变化。以往法哲学都钟情于一个君临天下的、能应对万变的普适标准，与之相异，实践法哲学舍此目标，而是在适用法律1.0中反思预设的价值，因此它不像法律1.0的法哲学那样，固定地持有某一实质的抽象的价值立场，如公正、效率、性别平等，用它们去评价所有事情，也因此形成了各个立场的致命的自负和独断。

对一般规范与个别事实进行等置后而形成的作为行为理由的是法律2.0，在个案中，法律2.0是个别规范，直接约束人的行为。而要确定什么是法律的客观目的，只有在社会变迁的动态中去考察，途径是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确立司法所处的社会事实。

[1]Alle Begriffe, in denen sich ein ganzer Prozess semiotisch zusammenfasst, entziehen sich der Definition; definierbar ist nur Das, was keine Geschichte hat.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in: Giorgio Colli/Mazzino Montinari (Hrsg.)， 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Abteilung 6， Band 2，1968， S.333.中译参见[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5页。本人曾对历史上关于何谓法律的观点，即法律观进行研究，将法律观分为所谓的规范法律观和事实法律观。主客体统一的原理是，应然和实然在结构上是纠缠在一起的，具体为，事实与规范共有一个上位概念，它就是根本之存在，它既是事实上，也是规范上的东西。（二）整体的法律续造的方法 解决社会事实与制定法规范的不对称性实际上是整体的法律续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保护这类行为显然不合理。法律的具体此在形式，法律人将如何言说，总是存在于对法律1.0的应用之中。

可资补充法律的有习惯法、法官法、学理和惯例，习惯法可经法律明文承认，如无法律承认适用，通常由法院认定适用，所以有习惯法不过是法官法的断言。因为法律者在移植和适用法律1.0这个应然性规范（客体）时，加进了主体自己对事实的考量，形成了判断，这个判断包含着主客体要素，它们结晶为法律2.0。

然而，如果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前现代的构成性要素将不断被消解，在法律上，也必须在中国制定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移植来的现代性的法律进行续造，以避免现代性的法律被束之高阁或规避、空转。其次指形态学的社会事实：政治组织。

这是因为法律作为规范（nomos）是与自然（physis）相对立的概念，它们二者存在人为与天然之别。在个案中，己本土化的法律2.0又是抽象的法律1.0，通过适用，是将抽象的法律1.0续造成具体的法律2.0。作为判断根据的不是预设的法律1.0的一般规范，而毋宁是被判断者主体化了的个别规范，任何的判断都不是直接依据预设的一般规范的判断，而是依被正确理解的一般规范或被正确续造的一般规范的判断。[16]2013年9月6日《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21号）第5条第2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今天的中国《民法典》第10条正式承认了习惯在处理民事纠纷中作为依据的作用，但是，在处理个案中，如有人取北雁云依的姓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姓名权的立法解释（现《民法典》第1015条）允许自然人在父姓和母姓以外选择第三姓氏，又加以限制，规定不能违背公序良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于是，许多学科从自身角度来为个案裁判提供竞争性的正当性标准，文学、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或自然科学都可以提供何谓正当的洞见，[24]只不过这些见解需通过程序的和实体的法律教义的转化而获得合法律性。

规定也是否定，行动不止于做。法律2.0是实践智慧，它不是指预设的知识，而是形成于应用预设的法律1.0的活动中。

当如何为之呢？不同于学界以往在事实和预设的规范的两端上单独作答，新的思维路径必须同时面对事实和预设的规范这两个哪一个都绕不过去的要素。法律应用追求的目标为恰与其份，个别正义。